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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闵行地区在抗战时期遭受的破坏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破坏范围广泛，几乎涵盖所有集镇、交通枢纽和重要基础设施；社会生活与经济活动遭受严重挫折，教育、社会服务体系几乎崩溃；人员伤亡惨重，民众生命财产损失巨大。这种破坏不仅导致社会秩序严重崩溃，也深深植入了集体记忆，成为地方历史上极为惨重的一页。此后随着战事的推进，闵行地区沦为日军长期占领区，与短暂而剧烈的军事暴力相比，这一时期日军再次推行了更加系统的统治措施，试图通过多种手段实现对地方社会的全面控制。

　　日军在闵行地区扶持伪政权，以“自治”为名，在当地建立起较为严密的行政、治安控制体系。1938年2月日伪成立“上海县治安维持会”并于6月改称“上海县自治会”。总部设在北桥镇，下辖闵行、马桥、颛桥、北桥、曹行、塘湾、荷溪等7个分会，经日军同意后由亲日分子和地方士绅参与地方行政。此后又几经改组强化行政控制，该会先后改建为“上海特别市北桥区区公署”“上海市北桥特别区区公署”“申江县政府”，实施严格的治安管控。

　　闵行镇人乔念椿因倡导反日同样遭日伪打击。乔念椿是著名爱国实业家和慈善家，在闵行地区做出诸多善举并创办多个企业，带动闵行当地发展，威望极高，百姓甚至将当地一条街道命名为“念椿街”。因愤慨“济南惨案”，他创立“反日救国会”并主持建造了“救国纪念塔”。在日军占领闵行地区后，因其名字刻在“救国纪念塔”上，不断对其进行迫害，甚至派人点火焚毁了乔家别墅，捏造罪名抓捕乔氏成员，并将乔念椿名下厂房与码头一并捣毁。此类高压政策在社会上制造出普遍的恐惧与压抑气氛。

　　委委员的赵铎心（孙平心）接受任务，在杜行北部地区（今浦江镇一带）建立起一条黄浦江上的秘密交通线月上旬前将淞沪地委机关和淞沪支队主力部队安全地从浦东转移到浦西，并在县境内沪杭铁路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正是在中国地下党及其游击队的坚韧斗争下，闵行及周边地区的抗战火种得以延续。民众自救的广泛动员。闵行地区的抗战并非仅靠专业武装，广大地方民众的自救行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抗战期间，地方群众集资购买，收集武器，自发组织自卫队、修筑工事、协助军队防御、掩护伤员和转移物资。1938年初，杨国才、杨福根、范永锡、徐寿昌等人在七宝杨更巷附近几十个村庄都成立了自卫队并设置常备中队。在战争压力下不少村镇民众互相照应，主动配合抗战力量，自卫武装的形成和发展使当地形成了村村设防、乡乡联防、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势，在维持地方治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也为当地抗日游击区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最终批文免除第四区军米。这些“抗缴军米”行动，有力体现了地方社会在敌占压迫下的抗争意识和协作能力，是民众自救和抗日力量持续发展的重要表现。闵行地区抗战的历史经验充分显示，地方社会在民族危机时刻能跨越阶级、职业与身份界限，凝聚成共同体。这种多元并举的抗战方式是中国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闵行地方历史的重要财富。闵行的抗战是全国抗战格局中的重要一环，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伟大斗争的缩影。这一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地方社会在国家危机时刻的责任与担当。在新时代背景下，铭记这段历史对于增强区域认同、传承民族精神、推动社会团结，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